摘要：例如，过去我们习惯认为电网连接的地方才是电网的事，形成电网延伸到的服务才是电网服务的固化思维。 ...
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保障尚属空白。
（一）文化事业不断繁荣，国家软实力明显增强。（二）农村建设成效显著，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二）工业体系逐步完善，多项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全民健身活动广泛开展。建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运输体系建设逐步加快，交通网络日益完善，运输能力和效率明显提升。五、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经贸往来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抓住全球化机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再到共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显著拓展。2018年，我国原煤产量为36.8亿吨，比1949年增长114倍。
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9853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19.2倍。全国首批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42%，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下降68%。因为单从环保角度看，对企业实施搬迁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而是将污染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属于治标不治本，同时搬迁势必会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损耗，且搬迁后企业生产经营压力也会明显加大。
对于符合政策要求，经过论证确有搬迁建设必要性和可行性的沿海钢铁基地，应着眼产业链、生态圈，开创新的建设发展模式。为了避免在临海布局过程中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日本钢铁行业做了很多努力，其与海洋和谐共生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碧海蓝天，这才是钢企赶海的正确姿势。城市钢厂是不是一定要关掉？不应一概而论，应全面权衡利弊，依法依规，慎重决策。
即使再建钢厂，建在什么地方，市场定位如何，大宗原材料和产品如何进出，都是应该由企业及其投资者根据效益最大化原则全面慎重考虑做出的决策，而不应该由政府指令搬迁到某一划定的地方。未来山东省8000万吨钢铁产能的一半，也就是4000万吨左右钢铁产能将布局在日照市。
收益除了改善空气质量外，还包括腾出土地进行其他产业开发，以及将产能指标转让或让企业作价带走等。随着大众环保意识的觉醒，产城矛盾日益凸显，不少钢铁企业不得不退城搬迁。因此，应全面多角度地进行分析，把具体的企业搬迁放到上述各个方面的大背景下去看，才能得到客观准确的判断。目前中国钢铁需求已经进入峰值区，未来存在总体上缓慢下降的趋势，产能过剩仍是钢铁行业将长期面临的问题。
而钢铁行业进行这种意义上的搬迁，古今中外极少发生。因此，在新一轮的钢铁产能沿海布局中，钢铁企业一定要勇于挑起环保的重担，扎紧环保的口袋，不让一丁点儿不必要的污染物流入海洋，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有力的举措拥抱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柳钢防城港钢铁项目将新建4座3200立方米炼铁高炉、7座200吨炼钢转炉，规模为生铁产能1068万吨、粗钢产能1470万吨，待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产业升级技术改造项目（耗资100亿元，计划于2019年底完成，投产后可置换原有低效产能298万吨生铁和340万吨粗钢）完成之后，防城港的钢铁产能将在2000万吨左右，将成为广西名副其实的钢都。只有在全面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如果企业把机器装备拆下来搬往新厂址，安装起来恢复生产，可以称作搬迁。因此，未来，国内钢铁企业应该将环境经营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纳入经营考核，提升企业的环境竞争力。
在行业发展早期，受思维、技术等限制，中国钢铁产业布局多遵循资源型布局方式，钢铁企业在环保治理方面多是先上车后补票。前些年中国首钢、大连钢厂、重钢、青岛钢厂等，都是关闭、淘汰掉原址装备，在新址建成全新的生产线，据了解，利用旧设备的情况基本没有。
钢铁企业向沿海地区搬迁，是钢铁产业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相对于陆地环境，海洋环境更加脆弱和难以修复。三是钢企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对废渣、废水等进行最大程度的回收利用，将钢铁项目对海洋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中国冶金装备制造和成套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利用旧设备意义不大。在钢铁产能聚集区引入专业化的环保处理企业，延伸产业链，实现整个钢铁产业基地的资源循环利用。钢铁企业向沿海地区搬迁的决策，需权衡利弊，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是否符合国家、地方政策导向的要求？是否有利于贴近市场、服务用户？是否有利于环境保护、绿色发展？是否有利于优化布局、技术进步？是否有利于产品升级、延伸链条？是否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是否有利于重构组织、加强管理？是否处于有利的投资时机？鉴于区位、物流方面的有利条件，沿海钢铁基地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
根据规划，未来唐山地区将有1/4左右的钢铁产能集中到曹妃甸。其二，注重环境经营活动。
钢铁产业的环境处理是个庞大的体系，需要多部门协作才能实现最优结果。比如，围绕价值链打造产业链，进一步发展钢材深加工产业，乃至下游用钢产业，应用新一代产业互联网，与用户、供应链企业、金融机构、同行友商等共建钢铁生态圈，提高圈内各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应按照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综合考虑产业发展条件（市场、资源、环境承载力等），以及产城融合等方面问题，从国家层面进行钢铁产业布局规划。二是利用多种智能装备，对沿海钢企的海洋环境影响进行全天候监测，对于任何逾越环保红线的行为实施零容忍。
这几年迫于环保的压力，各地加快推动城市钢企环保搬迁，一些沿海省份加快钢铁向沿海搬迁调整的步伐。对退出城市的多数钢铁企业而言，基本上没有哪家企业的产品是不可被其他企业替代的。该项目是中国落实钢铁产业发展规划，批准建设较早的沿海布局钢铁基地，620万吨钢铁产能在此高度集中，炼铁、炼钢、轧钢等生产环节在此一气呵成。对此，建议有关部门废除含义模糊的钢厂搬迁概念，明确将城市钢厂退出纳入拆迁范畴，依法依规推进实施。
对于沿海钢铁项目，应一分为二地来看：一方面，对于符合产业政策要求，有利于减少排放、改善环境，企业确有投资意愿和实力的沿海钢铁项目，应予以鼓励。异地建厂，应该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交由企业自主决策。
二是当前，国内钢企在炼钢、炼铁环节产生的废水虽然经过相应的环保处理，但是处理后的中水并没有被钢厂完全回收，仍会有一部分流入海洋，加上一些钢企存在废渣、废水私自偷排入海的情况，无疑加重了海洋的环境负担。四是钢企在生产流程设计上，要坚持循环经济原则，合理选择生产工艺，推动清洁生产，力争在生产的每个环节都实现废物产生最小化，资源利用最大化、无害化，构筑适合自身发展的循环经济模式。
除鞍钢鲅鱼圈钢铁生产基地外，拥有600万吨钢铁产能的五矿营口中板公司也在营口鲅鱼圈区安营扎寨。所以，钢厂退城后并不一定非要再建一座钢厂。
由资源型布局向临港临海型布局转型，是中国钢铁产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此外，日本钢铁企业还积极促进再生资源和以能源、水和固体废弃物为主的管理，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产业。近年来，城市钢厂环保搬迁的话题受到广泛关注。钢企赶海应做到全国一盘棋钢铁企业向沿海地区搬迁，不只涉及一个企业，更涉及产业、经济、环境、社会等方方面面。
在笔者看来，念好钢企赶海的环保紧箍咒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对钢铁沿海项目进行严格的环评审核，实现环保一票否决制，从源头上提高沿海钢铁项目的环保装备水平。除此而外，几十年前欧美一些钢铁厂关闭后，把整条生产线卖给中国，建成如首钢二炼钢、沙钢等生产基地，恐怕不能叫做搬迁，因为并非同一个主体，只能称之为买卖二手设备。
所以，现在所谓的钢厂搬迁，实质上是关闭旧厂，在异地新建一座全新的钢厂。目前山东省沿海地区寿光市（巨能钢铁、鲁丽钢铁钢铁产能在360万吨左右）、潍坊市（潍坊特钢钢铁产能在300万吨左右）、烟台市（华新不锈钢钢铁产能在100万吨左右）、青岛市（青岛特钢钢铁产能在417万吨）、日照市（日照钢铁、山钢日照钢铁精品基地产能在2600万吨左右）、临沂市（江鑫钢铁、三德特钢钢铁产能在500万吨左右）钢铁总产能在4000万吨左右。
只有这样，中国钢铁产业的沿海布局转型才算真正成功。这和真正意义上的搬迁属于不同性质、依据不同的两类决策。
